不识尊德性，何来道问学，何以安身立命？——余英时 ​《论戴震与章学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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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尊德性，何来道问学——读余英时

《论戴震与章学诚》述评

本周牟学班研读余英时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本书的学习，让我对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同时对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断层有了更通盘的了解，这也为我今后的读经教育实践与推广打下了更坚实的助缘工夫。
当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先生，将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分为：先秦儒家、宋明儒家与当代新儒家三期，直接把清朝三百年的文化认为是被歪曲的三百年，没有哲学慧光的三百年。这样的讲法难免让人心生疑窦，心有不服。难道儒家思想在清朝三百年就真的一点发展都没有吗？清儒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近代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潮”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带着这种种困惑研读完了余先生的这部著作，加上之前已经研读完了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三大册，通过比较之后这些困扰我几年的疑惑终于一一得到了彻底厘清与解决。

余著以戴震与章学诚二人为核心，实则也可以说这是对清代三百年学术思想的利弊得失、地位与价值做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交代。戴、章二人虽不足以完全代表清朝三百年学术史，然以二人在清朝中叶，以及后来学者对二人学问评定，二人确实代表了清朝中叶学术的最好水准。因此，抓住了这两人，也就抓住了清朝学术的核心。
具体而言，戴震（字东原）的思想源头则是承明末顾炎武（字亭林）提出的“经学即理学”而来，戴氏以“考据之学”名世，然戴的目的却不止于此，东原做经学考证的工作，最终目的是要成就他的“义理”来明他心中的道。“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也。”
同时代稍后的章学诚（字实斋），则是以“史学”为核心研究，为了与当时的“经学考证派”争道统，与东原抗衡，实斋后来建构出一大套学问系统，提出“六经皆史”的观念。
总之，不管是东原的“训诂明而义理明”，还是实斋的“六经皆史”，其背后思想动机或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宋明儒。在宋明时期，儒家内部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程朱、陆王”两派异同和争辨，大体上而言，陆王、程朱之争的核心之一就是关于儒学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之争，进一步也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发展中“智识主义与反智主义”的纷争，也可以说是“智慧”与“知识”关系纷争。
宋明时期虽有程朱、陆王之争，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尊德性”为第一义而开展的。
到了明朝，阳明学大行于天下后，知识分子多谈心性之学，然王学末流在当时已显流弊，后来明又亡于异族。凡此皆引起儒家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由于在心性义理上，程朱陆王两派互相争持不下，于是一些儒者就开始以经学考证的方式继续探究心性。明末清初的顾、黄、王三大儒都是典型。顾炎武更是被清朝“考证”派奉为开山祖师。
到了清代，一方面由于心性儒学之弊，儒家内部“尊德性”与“道问学”，“智识主义”与“反智主义”斗争愈加激烈，加上外部环境满清统治，政治的高压政策，侧面助缘，终于导致了清朝儒学发展被逼到了“道问学”的道路上来了。简而言之，清朝儒学的特点前期正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过渡，到了中后期，基本上是只知有“道问学”而不没有有“尊德性”了。东原与实斋两人正是清代儒学由“尊德行”向“道问学”转化中间两个核心人物。且两人虽都精于考证，东原以“考据”为手段，以“经学”为载体，实斋以“校雠”为手段，以“史学”为载体，但他们目的都是为了寻得背后义理，或建构他们自己心中的“义理”，姑且名之为明他们自己的“道”，然而在二人的心中，他们“义理”实则以不知不觉中偏向以“道问学为第一义”了。

关于以上种种观念，余著中均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述。由以上观念梳理，也一一解开了我的一系列困惑，由此我也找到了近代为什么会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反传统”的因素，近代以及当代学界主流思想，大多还是顺清朝乾嘉经学，史学界多受章实斋“六经皆史”的影响。晚清自近代以来的大部分学者，更是只有“道问学”而不谈“尊德性”了。
由此，我也特别领悟到牟先生将儒家学说分为三期，而直接跨过清朝，到当代新儒家深意，甚至不惜放言：“满清三百年是中国文化被歪曲的三百年，中国文化没有慧光的三百年。”仔细想想，牟先生此言为真实不虚，讲这种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没有了“尊德性”为第一义的学问，所导致必然结果即是知识分子无法无天，疑古，疑经，疑史，为学术而学术，毫无真实生命价值可言，当然这种纯粹的学术自然有其价值，但却没了人的尊严与真实的生命，这就是宋儒陆象山所谓的“不识尊德性，何来道问学”的意义之所在。
今天读经教育的提出正是秉承了当代新儒家，乃至于宋明儒，先秦儒以“尊德性”为第一义，当然在“尊德性”的前提下，并不排斥甚至保住知识，这也正是新儒家尤其是牟先生最积极努力的地方，牟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可以看做是当代新儒家如何以智慧来面对“见闻之知”或“知识”之学、最有价值的回应和创造性的发展，读经教育又恰恰是对牟学做了最创造性的转化。
余著《论戴震与章学诚》的研读，恰恰，打通了我们对清代学术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认识到近代种种“反传统”思潮的内在根源，这也从侧面反正了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可贵与高明，也是我们从事读经教育最有利的助缘，读经人将来要面对学术界，面对更深层问题值得一看，愿与诸君共勉。

编辑：（文宣部）王宏薇

审核：道中书院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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